凌沧洲：勇敢的心仍在跳动——我们纪念屈原什么？

——2012年端午节有感

“感谢屈原，让我们在端午吃粽子；感谢刘伯温，让我们在中秋吃月饼·····为了许许多多的吃的和放假，比如东坡肉、叫花鸡、佛跳墙···我们还感谢和纪念苏东坡、丐帮帮主、馋嘴和尚。”

这是我在端午节微博上发的一段话。

这个民族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民族，脚踏实地，很少仰望苍天。我们当然也可以说西方的节日不也吃火鸡什么什么的？但是把我们民族的端午节中秋节高贵的内涵剥离，沦落到只是一些吃货的狂欢节（虽然我很赞同吃，赞同放假，赞同狂欢），屈原先生未免死得窝囊，刘伯温先生未免气得搓火。

今天屈原在宣传机器的合力营造下，已经被贴上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的标签。

屈原伟大，屈原爱国——热爱他的楚国，我都赞同；但如果说屈原也来凑把爱国主义的热闹，我深表怀疑，在当代极权主义和威权寡头的话语体系中，爱国主义越来越演变为民族排外，演变为对独裁体制及僭主寡头的效忠。屈原空降到极权社会或者威权社会，有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为寡头捧臭脚，智商会不会低到爱国与效忠僭主寡头分不清，我再次表示疑问。恰恰相反，我认为屈原若还魂转世，很有可能对“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”深有同感，坚定地站到普世价值——人权自由平等一派来，也未可知。

我认为：屈原是一位有正义感，不畏强权、反抗强暴的诗人，是楚国的少数派和坚持己见的人士。屈原固然效忠于楚王，但他的意见却与当时东方世界渐趋屈服于暴秦的主流观念背道而驰。屈原是理想主义斗士，在举世被秦暴政黑暗吓到屈服的潮流中，高举不屈服的火把，可惜无法照亮内心黑暗胆怯自私的楚王，无法鼓起大多在暴政前面吓破了胆的同僚的勇气，反而落个被逐出朝廷的下场。

我们今天纪念屈原，不仅要研究他与楚王的关系，而且更应该研究他与暴秦的关系。

暴秦之于当时的远东诸国人民，包括秦国民众，绝对如同托尔金《魔戒》和《胡林的儿女》中的黑暗魔王魔苟斯与索伦，从关中大地升腾起的黑暗魔影即将覆盖远东大地。

这些黑暗魔影包括：秦国的法西斯专政理论与实践——从商鞅到李斯韩非的学说无不鼓吹对君主权力的强化，剥夺人民的一切权利，包括出游、开设旅馆、经商等权利。秦国对连坐制度的强化，对肉刑的推崇，无不促进民风的野蛮堕落。

秦国既挟抢先步入铁器时代的技术之利，又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，杀人屠城，坑杀降卒，终于以暴力征服远东，这是类似于波斯人对埃及的胜利，类似于成吉思汗对中亚的胜利，蒙哥对俄罗斯的胜利，忽必烈对中国的胜利，这些所谓的“统一”绝不是六国人民希望看到的，也绝非花拉子模、俄罗斯和大宋中国人民希望看到的。

屈原对秦人之暴有深刻的认识，他说：“秦，虎狼之国，不可信。”

远东的历史在秦之后，更沦为暴力书写的历史，谁的暴力最强，谁就掌控了历史话语权。我们今天推敲屈原的“爱国主义”标签，再推敲所谓“秦统一六国是历史进步”的宣传，就知道这两者中必有一扯淡之处，或者两者都是扯淡。

秦灭六国，是为征服，是为杀人屠城，夺人财富，取人子女，“后宫列女上万，气上冲

于天”，杜牧描写秦后宫二奶小蜜的队伍脂肪跌落渭水使河水暴涨，“有不得见者，三十六年！”诗人的言辞虽然夸张，却最真实地触及人权的痛苦。虽然在六国政体下，我相信践踏人权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，但如暴秦如此大规模公开变态并且有理论有组织地践踏人权，却是历史上空前的。比如：大规模的拆迁——当然不要指望拆迁费：“徙天下富豪咸阳”；大规模剥夺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：“收天下之兵”，大规模剥夺人民的著书、教学自由，颁布统一的官方教材······我们可以基本上下结论：暴秦的崛起是中国文明的大倒退，是中国人民个体自由进一步收缩的时代，是黑暗专制大一统笼罩东方的时代，是魔苟斯和索伦的毒焰从末日山烧到太行山的时代，是黑暗魔戒已经庄严地戴在东方索伦——嬴政手指上的时代。

       从这个立场上，我们去考察屈原以孤身弱势对抗强大暴政，我们才能明白纪念屈原的价值。

公元前278年，秦国攻破了楚国国都郢都。当年五月五日，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。

可以这么说，屈原带着一颗“勇敢的心”死去的。屈原可能没有帕特里克·亨利“不自由，毋宁死”的自觉，但是其不做暴政下的臣民和亡国奴的意志是一样的。

以这种文化视野去考察中国历史上那些悲壮的故事，比如崖山十万投海自尽的军民，比如李庭之、姜才，比如郑思肖、文天祥等人，我们才能看出他们的文化价值究竟何在。

因此也只有从自由的角度，去考察刘伯温的中秋月饼传说，刘伯温们在黑暗暴政下的反抗强权和奴役才有价值。

粽子和月饼，都是中国人的传统美食；自由，却是传统中国人的稀缺物。

“屈平文章悬日月，楚王台榭空山丘”。“刘彻茂陵多滞骨，嬴政梓棺费鲍鱼。”

历史人物都化作尘土，是非正邪却要在后人心中评议。

屈原，魂兮归来！自由，魂兮归来！

2012-6-23，端午节，幽州——大都——北平——北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