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们的祖先认为我们不应被暴君统治，即使这个人是我们的父亲”。

——（古罗马）布鲁托斯

2，如此“先贤”，古中国人不苦逼不行

我们都知道一句话：行为决定习惯，性格决定命运。实际上，我的理解是：思维决定行动。

一个民族有什么样的命运与福祉，固然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、与其运气、与其相邻是芳邻还是恶邻大有关系，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民族有什么样的文化基因与文化内核；一个民族的命运从表面看取决于他的行动，深层次看则取决于他的思维方式——他如何观察世界，如何决定内部秩序，如何思考他的定位与价值。

如果说一个个人，只听从一个大脑的指挥，好判断自己的方向与踪迹；一个民族，是无数人的集合体，而且代代相传，我们如何去了解他的思维方式？

我们把这个民族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、思想家的作品比作这个民族的大脑，因为这些哲学家、思想家的作品深刻地影响了这个民族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方式、话语与行为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，影响这个民族最大的无过于儒家的孔孟、法家的商鞅韩非、道家的老周——这些人的作品构筑出这个民族最原始的文化基因，或者说浇筑出这个民族最原始的文化脑浆。他们的作品，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、价值观、政治观、人生观。

中国先秦思想家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。如何处理个人与世界，与社会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先秦思想家提供了一些思路。然而这些思路，对打造古代中国人的奴役之路，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

首先，无论儒家法家学说，其写作初衷，都不在于使这个民族的个体获得自由与幸福，使当时人及其后代获得挣脱奴役、痛苦、不幸的思想动力；相反，儒家法家学说的写作者们，致力于把学说变成一种向君王兜售的工具，所谓“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”——在孔丘的游走列国、商鞅李斯韩非等人的学说套现过程中，我们看到了这些学说的鲜明特点：即成为君王的高参，为君主如何奴役好臣民出谋划策。

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生存的年代，几乎追着孔子的时代而来，比中国官方历史学家司马迁早几百年；古希腊的思想家，从苏格拉底到亚里斯多德，没有一个人的写作动机是把自己的学说向僭主兜售的。西方历史上的一系列历史学家，从希罗多德、修昔底德到古罗马的狄特·李维，都不是拿着官方俸禄为官方写作历史的，这使他们的视野有了独立的角度；同时，中国历朝官方对民间史学的打压，贬称其为野史，也使叙说真相成为遥远的梦想。

其次，我们再比较古中国的学说到底贩卖的是什么，与古希腊的学说比较一下，就能看看这两个民族的文化脑浆的成色。

无论是孔丘、孟子，还是商鞅李斯韩非，还是老子庄周，在他们的学说，没有这一列词汇：自由，权利，公民，平等，票选，票决，公开演说，公开审判，奴役····等等。

这是远东文明——在远离地中海和近东文明的世界边缘地区，他们社会与文化中没有的东西，我们如何能希冀“先贤”们去虚构？

如何说法家是赤裸裸的早期专制与极权帮凶，如果说道家在强大的暴政面前吓破了胆，儒家似乎提供了鼓吹仁政的可能，但儒家在暴政面前，既无勇气又无手段，既没有辨识暴政的能力，又没有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决心，靠着儒家的先贤思想脑浆，决然浇灌不出中华民族追求自由的思维习惯。

我们来看看儒家对暴政的策略：邦无道，富且贵，耻焉；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；民为贵，君为轻····等等。为儒家叫好或招魂的人士，总能在儒家学说里找出“人民性”的片言只语来。

问题是：何为无道？何为道不行？最丑陋残暴的君主也能开动宣传机器，在古中国是控制官方的编年史写作，将无道昏君暴君美化成仁慈的君王。

“君为轻”，何为轻？是老老实实下台让贤，让朝廷里的反对派上台，还是如古希腊古罗马一样，僭主被放逐，自由之树要用暴君塔昆王的的鲜血浇灌才能长青？

古罗马刺杀凯撒的勇者布鲁托斯在致友人的信中说：“我们的祖先认为我们不应被暴君统治，即使这个人是我们的父亲”。古中华民族缺乏的正是这样的追求自由的思维方式。

古中国人的感性思维，使他们停留在对事物的浅层判断，无法洞察君主专制乃至仁政的危险，更没有科学理性的思维，提出终结暴政的手段与措施。（2，待续）

2012年5月13日